自从新冠肺炎成为新的流行病以后，“野生动物携带传染病”这样的论调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视野。但如果回顾野生动物传染病学中的经典案例，会发现自然界中疾病与多样的物种之间的关系往往更加复杂，并不能简单的一句话概括。

兀鹫的减少与人患狂犬病增加

牛在印度是一种神圣的动物。无论是基于印度教还是伊斯兰教（印度的两大教）的宗教信仰，死去家畜（特别是牛）的尸体往往不能随意处理，信奉素食的印度教更是禁止食用家畜。因此，想要快速有效地解决这些尸体，腐食性的动物往往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其中，兀鹫功不可没。

印度有两种兀鹫，一种是印度兀鹫（Gyps indicus），一种是白背兀鹫（Gyps bengalensis），虽然在兀鹫家族中，它们算是小个子，但实际上是站起来能齐成年人腰、翅展两米有余的“大怪兽”。可想而知，要解决同样为庞然大物的牛的尸体，离不开这些大怪兽。

上世纪90年代，印度坊间开始有传闻：兀鹫越来越少了。最先注意到的是在印度凯奥拉德奥国家公园（Keoladeo National Park）工作的Vibhu Prakash博士，他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监测兀鹫的数量。他发现，印度兀鹫和白背兀鹫的数量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十年间分别下降了97%和96%。与此同时，很多兀鹫即使没有死亡，也显得很没有精神、低垂着头。

他判断这并不是种群数量的自然波动，而是某种疾病造成的大规模死亡。经过五年的苦苦探索，他把罪魁祸首锁定在了双氯芬酸上。当地兽医常给哺乳动物开这种消炎药，但对鸟类而言，少量剂量就能导致肾衰竭和内脏痛风，继而死亡。牲畜在接受治疗后如果没有达到疗效病死或是因为其他原因突然死亡，体内的消炎药没有来得及分解，食腐的兀鹫就会把消炎药一并吃下去。由于它们食量巨大，吃下去的剂量足以杀死自己。

虽然真相大白，但如今的印度兀鹫和白背兀鹫都在极危物种名录中，离灭绝仅一步之遥。

兀鹫的消失带走的不仅仅是一窥这些壮观大鸟的机会，在兀鹫数量急剧减少前，人们从来没有发现它们还在默默无闻地做着好事——兀鹫的减少带来了狂犬病在人类中的传播。

没了兀鹫帮忙处理死去的牛的尸体，流浪狗有了充足的死牛作食物，数量成倍增加，吃饱喝足的它们在人类的村庄周围游荡。在缺乏管理的情况下，这些流浪狗很容易染上狂犬病，染病的狗更具有攻击性，也使得附近村庄的人和家养动物成了感染狂犬病的高危群体——除去被病狗咬这种明显的传播方式，人甚至不需要接触流浪狗，只要某家的狗没有打狂犬疫苗，又和村外的老李头争风吃醋打了一架，就有可能把狂犬病毒带回家。而研究也表明，兀鹫的消失带来的狂犬病暴发，不但使人的生命财产没了保障，也为公共卫生部门防控疾病增加了难度，带来财政损失。十年间，印度全国每年有大约710到780亿卢比（近十亿美元）花在因被流浪狗咬伤造成的生产力低下、医疗方面的额外开支，以及换狂犬病去世产生的葬礼费用上。

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豹子也因为流浪狗数量的增多而聚集在村庄周围，激烈的人兽冲突导致人与豹两败俱伤。

其实，除了在印度，兀鹫间接控制流浪狗的数量之外，世界范围内的猛禽都有一个潜在“大招”能控制狂犬病。有些猛禽以中小型哺乳动物为食，而作为“专治”哺乳动物的病毒，狂犬病毒无法感染鸟类。狂犬病攻击的是神经中枢系统，也让患病的动物更不知道躲藏，因此被猛禽吃掉。理论上来说，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里，这些猛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患病动物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占比，或许也在不知不觉中防止了动物源性的疾病从动物中“溢出”到人类身上。

稀释效应

兀鹫的故事并不是个例，已经有不少证据表明生态多样性是可以制约传染病传播的。例如以蜱虫为传播媒介的莱姆病——在北美是令大多数人闻虎色变的疾病，它可以造成皮肤红肿、关节疼痛，它还攻击神经系统，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人们外出徒步归来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先在身上头发中翻翻找找看看有没有蜱虫，然后在家里的狗身上找找看有没有蜱虫——是的，狗也可以得莱姆病。

由于黑脚硬蜱俗称“鹿蜱”，导致有些人误以为莱姆病是从鹿身上来的，那实在太冤枉鹿了。其实老鼠才是“罪魁祸首”。如果你有看过《数码宝贝》，可能还记得里面的数码宝贝在孵出蛋以后都会经历幼年期-成长期-成熟期。类似地，许多虫子也有界限分明的生命周期，传染莱姆病的黑脚硬蜱也是一样。

黑脚硬蜱一生要吸食三次血液，每一次吸血都能让他们在生命周期里往前进一步。蜱虫吸血的时候，一般会咬住你的皮肤，然后将自己的整个口器埋进皮肤里，直到完全喝饱了血、身体从原来的比一粒芝麻还小涨成原来的五六百倍大，才会离开宿主（话说蜱虫吸血这种貌似有些恶心的举动却有个很玛丽苏的正式名称叫“血宴”）。而它们无差别地攻击宿主也是它们传播疾病的重要原因——第一次血宴发生在它们出生后一个月左右。由于蜱虫既不能跳也不能飞，弱小的幼年期蜱虫往往会选择老鼠这样的小型动物作为宿主。其中携带莱姆病的白足鼠也是他们的主要吸血对象。等到他们吸饱血自然掉落后，就会躲起来直到第二年再选择新的宿主。这时候它们往往会选择体型较大的动物，包括人在内。如果之前它们吸到了白足鼠血里的病原体，病原体就有可能顺着蜱虫分泌的各种蛋白质一起进入到新宿主的血液中——人类与狗的莱姆病就是这么来的。

当一个生态系统只有人和老鼠等几种为数不多的动物时，可想而知，蜱虫除了吸老鼠的血，也就只能往人身上跑了。但在一个物种更为多样的生态系统中，蜱虫的选择可就多了。第一次吸血不再非得跑到病原体多的老鼠身上，而是可以选择相对无害的物种。即使第一次血宴吸到了病原体，第二次吸血它们也有更大的几率跑到非人类的中小型动物身上，例如狐狸、黄鼠狼、大一些的鸟类等等。这些物种就像一个个容器，把老鼠身上“溢出”病原体的概率平均开来，每一个物种得莱姆病的概率都变小了，人也包括在内。这也是生物多样性广为人知的对疾病的“稀释效应“，这个效应不光可以运用在莱姆病上，也可以运用在很多虫媒传播的疾病中。

人类需要什么样的生态系统

如果“稀释效应”属实，那是不是既可以实现保护物种多样性的目标，又可以保障人的安全，是件喜大普奔的好事？理论上是这样，但与自然界中的所有东西一样，生态系统和动物源性传染病的关系是复杂的，很少能直接下结论。

提出稀释效应的研究者们认为，光是增加物种数量本身是不够的，还要看这个物种能够“容纳”多少疾病。如果增加的物种都是病原体的携带者，或是物种之间互相有竞争，那么稀释的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比如，有二十种老鼠的生态系统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多样”，也不会有什么稀释效果。因此想要人为地扩大生态系统容纳疾病的容量，为了多样性而硬塞一些生物到原本平衡的生态系统，并不是个好办法。

或许会有读者提出，动物种类越多疾病的种类岂不是也会越多吗？诚然，多样的生态系统或许也带来了多样的病原体，但是要知道，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就和一个免疫系统健全的人一样，是能够自己解决大部分疾病的，狂犬病和莱姆病仅仅是沧海一粟的两个例子罢了。留有一个可以自我调控的生态系统，好过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系统，这样灾难来了，起码我们有可以调整的空间而无需坐以待毙。只有当一个生态系统过于单一的时候，才会让无处可去的病原体统统往人类身上招呼。

其实，在一些人指责野生动物带来疾病的同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疾病给动物带来的也是灾害。它们和我们一样渴望没有疾病的生活。就如同外国政客指责中国是新冠病毒来源的无稽之谈一样，很多动物也不过是当了某些疾病的倒霉的中间传播者，称不上“来源”。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指控，是不是也意味着，作为“来源”的野生动物同样不该遭受过分的指责呢？

（作者周滢为康奈尔大学兽医博士在读，智库”北美小象君“成员。曾从事野生动物流行病学研究，支持发展野生动物医疗和救助。）